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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受命在危机中重建大连市委

更新时间:2021-09-29

  六合马神,张敬文故居位于大连西岗区大胜街30号。张敬文,原名张义堂,1902年出生,山东省阳谷县人。1929年春加入中国。同年6月15日,任陶赖昭警察署巡长。他以公开合法身份为掩护,积极发展党员。1932年3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陶赖昭特别支部,他任支部书记,直属省委领导。1933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派张敬文来大连开展工作。1934年1月,张敬文来到大连,先后在满铁、码头、印刷厂等单位发展党员,建立支部。1935年1月,中共大连市委成立,张敬文任市委书记。10月,满洲省委任命张福生为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张敬文改任组织部长。1936年10月13日,张敬文在哈尔滨圈河刑场被日本侵略者杀害,时年34岁。新中国成立后,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吉林省追认张敬文为革命烈士。1998年,中共大连市委、大连市人民政府在大连英雄纪念公园为张敬文塑像。

  “中国人必须把日本侵略者打出去,走民族解放、独立自主的道路。”“要坚强,要坚持斗争,只有斗争才有出路。”当侵略者的枪口对准他时,他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万岁!”1936年牺牲时,他只有34岁。

  他原名张义堂,曾用名张君、张竞生、张敬文、张瑞林与大连相关的日子,他叫张敬文。2021年7月,记者与张敬文的重孙子1984年出生的张宇,一同前往大连英雄纪念公园,凭吊张先生。在大连西岗区大胜街30号,我们又看了张敬文的故居所在地。站在太爷爷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张宇告诉记者,这几年,他看了许多资料,也寻访了太爷爷走过的足迹,他有惋惜:如果太爷爷能看到新中国成立就好了!他更欣慰:张家的后人越来越理解先辈所做的一切。他为那份伟大坚定而自豪。

  张义堂幼年丧母,9岁随父亲闯关东来到大连。父亲在西岗开了家馒头铺,并供张义堂读书。17岁时,张义堂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印字房当学徒,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可每月挣的钱不够填饱肚子,心中的不满与日俱增。这期间,张义堂同印刷厂工人魏长魁等人在大连中华青年会创办的夜校读书,日渐接触了进步思想。

  1924年,印字房老板因病去世,老板娘想把工厂兑给张义堂。张义堂觉得这是个机会,但是钱一时凑不齐。老板娘答应可以分三次三年还清。张义堂发动工友集资交了定金,印字房转到了张义堂和工友的手中。

  可是,半年后,一个自称是老板娘弟弟的日本人说要把工厂收回去,张义堂不答应。这个日本人把张义堂等人告到日本衙门,日本衙门不仅要张义堂交出经营管理权,连首付的钱也不退还。张义堂被激怒了,“他们不让我们干,我们也不让他们干!”他领着山东老乡孔昭月等人把印字房的设备给砸了。此举虽长了志气,却也带来了麻烦。第二天早晨,日本警察署把张义堂、孔昭月等人抓进监狱。审讯中,张义堂一口咬定:“工厂是我买的,也是我砸的,要打要杀我一人承担。”警察署留下张义堂一人,对他严刑拷打,打得皮开肉绽,门牙脱落。孔昭月等人凑了200块大洋,托人说情,才把张义堂救了出来。

  经历此事,张义堂心中的民族仇恨更深了。1925年,张义堂决定当兵去,他说,“要想不受日本人欺压,就得拿起枪来把日本强盗赶出去。”随后他参加了冯玉祥的部队,可后来他发现,当时的冯玉祥的部队更多是与中国军阀打仗。张义堂辗转回到山东。

  开展隐蔽战线月,张义堂前往吉林省德惠县,通过亲戚介绍,在中东铁路东省特别区警务处第二警察署谋了个职位。这期间,他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吕清潭。1929年春,经吕清潭介绍,张义堂化名“张君”,加入中国。不久后,张义堂被派到特别区陶赖昭警察署任巡长,改名“张竞生”赴任。

  陶赖昭镇位于长春和哈尔滨中间,是铁路、公路、水路交通枢纽。“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陆续占领东北主要铁路及沿线城镇,陶赖昭铁路警务机关被改成伪铁路特别区警察派驻所和伪铁路警务团。

  张义堂以巡长身份做掩护,经常接触警署内的、特区铁路派驻所的、邮电局的以及铁路工人中的进步人士,向他们宣传反满抗日主张。他说:“日本侵略者的兔子尾巴长不了,中国人必须把日本侵略者打出去,走民族解放、独立自主的道路”他还跟同事说:“咱们都是为了混口饭吃才穿上这套衣服,所以,缺德的事尽可能不干,免得老百姓骂我们,连爹娘都跟着沾光”不到一年时间,张义堂共发展党员19名,积极分子30多人。

  1932年3月,经中共满洲省委批准,中共陶赖昭特别支部诞生。张义堂任支部书记,直接受满洲省委领导。根据上级指示,支部成立后,把工作重点放在侦察、搜集日本侵略者的活动上。

  一天,陶赖昭铁路工人成振铎对张义堂说:“今晚过半夜3点,有一列军车开往哈尔滨。车上有军用物资,还有日本高级将领。”张义堂通过地下党员王立德向满洲省委做了汇报,第二天早晨就听到了日本军列在三岔河颠覆的消息。

  张义堂还通过关系把弟弟张义贵送到了日本领事馆当勤杂。1932年夏,领事馆接到命令,说有一支抗日队伍100多人,要从农安过江去舒兰,命令领事馆派兵拦击。张义贵听说后马上告诉哥哥张义堂,张义堂迅速派人把情报送到满洲省委。由于情报及时,队伍改变了路线,避免了重大损失。

  但,危险还是来了。一天,在邮电局工作的地下党员罗云生发现一封可疑信件,他马上拿给张义堂看。张义堂一看,是寄给“哈尔滨最高特务机关长”的,信封内装有前几天他丢失的传单,还有一封检举信,信上写着“张义堂、尹洪宾、单景春8人是”,落款人“宫云廷”。张义堂将信递到所长手里,所长大惊失色。派驻所里出了,他也没好。所长向张义堂讨主意,张义堂提出“多给宫警士点钱打发他回老家”。随后,张义堂安排两名党员警士“送”宫云廷上了“回家”的火车。张义堂将此事向满洲省委作了汇报,省委决定立刻暂停活动,潜伏下来,静观其变。积极影响工人群体

  1933年10月,中共大连市委遭到敌人破坏。1934年1月,张义堂以满洲省委特派员身份调往大连,更名“张敬文”,具体任务:重建大连市委。

  为了便于工作,他先在西岗的舅父杨文忠家落脚,后又搬到同乡高星恒家居住,并指派舅父做交通员,与满洲省委联系,而自己则以《满洲日日新闻》印刷厂工人的身份作掩护,依靠山东阳谷老乡开展工作。

  他白天到工厂干活,晚上深入到工人家里宣传革命思想。张义堂把工作重点放在铁路、造船厂、码头、印刷厂等工人密集的行业,不到一年时间,恢复了十个基层党支部,同时又发展了30多名党员,新建立了满铁入船驿、西川印刷所、码头等3个党支部。他对发展的党员实行单线领导,党员之间不发生横向关系,以防遭到敌人破坏。他很重视党员的纪律教育。他向印刷支部书记张道海说:要教育党员,使他们知道入党要遵守纪律,国有国法,党有党法,要服从组织,要有决心,才能坚持到革命的胜利。1935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大连市委,张义堂任书记。

  市委成立后,张义堂继续深入工厂了解工人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并写成文章刻字印刷,发给工人阅读,以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1935年春节,他利用中日工人待遇不平等的事实,发动铁路200多名工人举行罢工。经过一天的斗争,日本厂主被迫接受条件,每天每人增加工资一角钱,并给工人修建了澡堂。这次斗争的胜利对工人教育很大,使工人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

  张义堂也经常帮助贫苦人民。邻居田家有6个子女,生活极其困难,张义堂给他们送吃的穿的,帮助他们找工作赚补贴。田家老人去世前嘱咐子女:张义堂救过咱们全家的命,永远不要忘记张义堂一家人。大连英雄纪念公园建成后,田家子女在清明这天都会带上鲜花、贡品到张义堂雕像前祭奠。

  1935年10月,满洲省委调张福生到大连任市委书记,张义堂改任组织部长。根据省委指示,张义堂负责组织动员党员和工人群众北上参加抗日联军。牺牲在哈尔滨

  1936年3月,张义堂调任哈尔滨市委书记,更名“张瑞林”。他带着妻子、孩子住在哈尔滨市马家沟街一幢白俄罗斯的小楼里。与此同时,他与吕清潭在哈尔滨道外16道街建立“荣华客栈”,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

  此时的哈尔滨,民众奋起抗日,抗日联军捷报四传。为更好地支援前线,组织交给哈尔滨市委一项重要任务:发动群众,参加抗联。张义堂经常出现在工厂、学校等地方,大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特别是对那些爱国青年,他总是反复宣传:“中国青年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总是在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我们绝不能眼看祖国大好河山任人宰割,我们应当积极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去,用我们的青春和热血保家卫国”仅一个月时间,就有200多人参加了抗联。

  1936年6月,在一次去学校演讲的过程中,张义堂因叛徒告密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在狱中,面对残酷的刑讯和威逼利诱,张义堂说:“你们不就是要抓吗?我就是!至于其他人,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绝不会告诉你们!你们还是不要白日做梦,痴心妄想了!”张义堂还鼓励狱友们“不要悲观,要坚强,要坚持斗争,只有斗争才有出路”。

  1936年10月13日,哈尔滨圈河子刑场最阴森恐怖的一天。一群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押送着一队人和革命者往刑场走去。这一天,敌人杀害了103名员,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张义堂。当敌人的枪口对准他时,他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万岁!”

  张义堂牺牲后,他的妻子30岁的王朝贤,带着3个儿子逃亡到吉林省德惠县,隐姓埋名,终身未嫁。王朝贤活到1992年,去世时86岁。张宇小时候见过这位太奶奶,“一双小脚,一口山东话,但做起事来可利落了。”

  “怕被人盯上,印象里总是搬家。家里只有两个大提箱,搬来搬去。你们爹(爷爷)总在外面忙事情,我在家里提心吊胆,就怕屋外面有陌生人的声音

  “每次他出门之前,都告诉我:谁来问啥也不要说,如果我一夜没回家,就赶紧带着孩子们走

  “他总带人来家里聊天、打牌,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词,后来我慢慢明白了这些话的意思。家里来人,我就给他们看门放哨

  “你爹(爷爷)总和我说,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我们的日子就会越来越好,我们的孩子会过上更好的日子

  “他还和我说,你做了这么多事,我要发展你入党。我说,我一个小脚女人,也不识字,啥事也没干咋能入党?他说你现在做的这些就是在替做事情”王朝贤回忆,张义堂被捕那天,下午家里闯进来一群日本宪兵,他们简单翻了一下,没发现什么。翻译问王朝贤:“谁常来你家?”王朝贤说:“没人来。”日本人见是一个小脚女人,说话又有浓重的山东口音,不像是,就走了。当时,很多文件藏在“瘪拉搭”(俄式建筑内类似于火炉一样的取暖设备) 里。日本人走后,王朝贤跟邻居,一个白俄老太太一起烧文件,一直烧到晚上。

  “第二天他们又来了,没发现什么就把我抓走了。他们用鞋底子抽我嘴巴,用算盘打我头,问我什么,我就说不知道”王朝贤和孙女回忆时说,“他们问了我一些名字,这些人我都认识,但是你爷爷告诉过我,什么也不能说”“鬼子对你爷爷动刑的时候还让我在旁边看,我晕过去了 ”

  两天后,王朝贤被释放。一个女联络员告诉她已经联系组织将张义堂的三个儿子和岳母转移了,女联络员让王朝贤带着孩子们去黑河找组织然后转移到苏联。王朝贤考虑自己是小脚,带着三个孩子,男人又不知生死,拒绝了。

  张义堂就义后,王朝贤也曾不想活了,在河边被一个老人劝生后,将脸上黑痣点掉,逃到吉林省德惠县。后来,三个儿子也辗转来到德惠。王朝贤靠给别人洗衣服、做针线过活,对外说闹饥荒,男人死在山东老家

  1962年,时任黑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省委常委的张瑞麟,通过多方寻找,找到张义堂的妻子和孩子。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授予张义堂烈士称号。2014年9月1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第327号公告公布了《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张义堂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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